方一新，1957年生于杭州，祖籍浙江黄岩。1974年在临海一中高中毕业。1974年临海县头门公社插队落户。1978年10月考上杭州大学中文系，先后读本科、硕士和博士。1985年7月起至今，在杭州大学（1998年后为浙江大学）中文系工作，为二级教授，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1年）。现任浙江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主任，浙江大学汉语言研究所所长，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近日，我们杭大中文78级友情群里很热闹，陆续看到多位同学上大学前的回忆文章，深有感触。仕忠兄也嘱我写点高考前的生活。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写写1974年7月底到1978年夏天，我在海岛下乡插队的4年生活吧，那是我高中毕业后走向社会的4年，也是让我毕生难忘的海岛插队生涯。从当年下乡至今，倏忽已过了四十八年，真可谓弹指一挥间!
1974年7月31日一大早，刚从临海一中（现台州中学）高中毕业的17岁的我，和同学们一起，挥别老师、家人，登上卡车，朝着东南方向的海边开去，到位于东海台州湾的头门岛，下乡插队。
头门岛远眺
上午10时前后，我们这几辆车抵达杜桥镇的前所码头，稍事休整，就又转乘了一艘轮机船，驶向目的地——头门山岛。刚驶离码头的时候，风平浪静，大家都聚到甲板上，欣赏海景，有说有笑。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大海，很好奇，觉得这么辽阔，这么深邃，令人心旷神怡，遐想联翩。可过了不久，起风了，只见海风阵阵吹来，卷起道道白浪，浪越来越大，船也东摇西晃，随着大浪，船头忽尔抬起，忽尔低下，剧烈颠簸着前行。我们一行人都陆续晕船了。我也狂吐不已，胃里的食物吐完后，接着是胆汁，翻腾恶心，难受无比。这是大海给我们这些知青的一个下马威。
大概是两、三个小时的船程，但当时的感觉，却像是过了许久……终于看到头门山了，渐渐地船靠岸了，大家相互搀扶着下船，上岸。一个个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对着公社准备好的午餐，完全没了胃口。
头门山岛（简称头门岛），与田岙、雀儿岙一道，是头门公社管辖的三岛之一，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东矶列岛。岛不大，面积近4平方公里，以前岛上没有什么常住居民。大概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陆续从上盘等农村迁过来一批批农民，在三岛安家落户，形成规模。
头门山岛当时属于大沙大队，岛上有大沙、箱笼、皮厢里、下局山4个小队（生产队）。我被分配在大沙小队，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活。
今日从头门岛上的头门山远眺头门港
大沙小队是公社所在地，生活比较方便，往返船舶大都在这里靠岸停泊，载运旅客和货物。而其余3队，都需要走长短不一的路程。箱笼较近，皮厢里次之，下局山最远。所以，与被分在另外几个生产队的同学相比，我算是很幸运的。
当晚，我们一行知青都被安顿在公社的大通铺里。听着周边此起彼伏的鼾声，我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今后的路全要自己走了，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回到城里？
队里给我们几个知青分配在一处山上的屋舍住。屋舍有些破旧，石头墙，茅草顶，外面下大雨，里面就下“小雨”，需要脸盆、水桶接漏；另外就是要上下爬山，尤其是生活用水都要自己挑上去，是个力气活。
生活方面，刚到村里，队里就把我们安排到“教育户”（我们是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的）家里搭伙。我的教育户是生产队的书记，老党员，育有1子7女，除了老大是儿子外，又连生了7个女儿。我在他们家常受优待：家里偶有肉类等好菜时，女主人就会夹些到我碗里；也曾让我代表他们家去吃宴席，享受了跟他家长子的同等待遇。此情此景，感念至今。
村民们热情好客。记得胞弟方青稚曾随我去头门岛住过几天，上岛后，除了教育户一家招待外，另外也有几家热情相邀，做了丰盛的海鲜，款待我们。弟弟一句“都吃够了”的话，令乡亲们传笑多时。
弟弟青稚（左）去海岛探望时的合影
在临海一中读初、高中时，我曾有数年的学农经历。当时每班包干一块水稻田，从播种、插秧、耘田、施肥，到七月的抢收抢种（双抢），早、晚稻或麦田的管理，都是由老师领着做的。因此对下乡插队的农村生活和日常劳作，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海岛渔村农活的艰辛，对我的体力、耐力，仍然是严峻的挑战。
海岛上都是山地，加之水源不足，种不得水稻，只能种番薯。春天，要把各家各户的粪便收来，挑到山上去，为番薯施肥，这是壮劳力才能干的活。挑着沉甸甸的两桶粪便，走在崎岖蜿蜒的小路上，一路上坡，累得腿直哆嗦，咬着牙，时不时换下肩，一步一步地挪到山顶，放下重担，才能喘口气，揉揉又红又肿的肩膀。
到了秋天，番薯成熟了，挖出后又要挑下山。一百五六十斤的担子压在肩上非常吃力。那时我的体重也就一百斤上下，尤其是细弱的腿肚子，不堪重压。一路下山，一路打颤。一不小心，累闪了腰，也是常有的事。
每天都咬着牙出工，跟壮劳力那样拼命干，所以，我的工分从一开始的5、6分，很快就加到了7、8分，后到9分，直追队里拿最高分的壮汉能手。生产队长评价我说，这个城里来的小年轻干活不惜力，能吃苦。其实，当年这么做，就是为了能给村民一个好印象，等将来有机会返城时，不会难为我。
上世纪70年代在头门山岛上集体兴修水利
我曾为岛上小学代过三个月的语文课，那是我最轻松的日子，也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代课快结束时，校长找我谈话，说准备留我当正式老师，要给大队发函。但那时我十分担心在队里的表现会影响将来回城——我一直认为：艰苦劳动才符合我们知青的身份，当老师，则有逃避劳动之嫌。所以我婉拒了。
除了日常的农活，我也下船出海，跟随渔民到海上去捕捞鱼虾。当时是在近海捕捞，基本方式是张网捕鱼，每天在涨潮退潮之间的短暂的“平潮”时，用长竹竿把架设在海里的鱼网尾袋捞到船上，倒出鱼虾蟹等战利品，再将网扔回海里。
记忆犹新的是捕捞海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州近海一带盛产海蜇。有一年海蜇大发，抬眼望去，风平浪静的海面上，漂浮着无数海蜇，若隐若现。我们摇着小船，出海捕捞。海蜇都是头朝下漂浮、摇曳在海面上的。捕捞的诀窍是稳准快，即俯身用双手分别托住海蜇头和大圆盘（盐渍后就是海蜇皮），双手、腰部一起发力，猛地一下就把海蜇抱上船来；如果用力不当，扯断了海蜇头，就无法捕获整只海蜇了。在捕捞海蜇的过程中，会触碰到海蜇头分泌的粘液，好像含有特殊成分，手一沾到，就会特别痒。
在海上打鱼也曾有过惊险的经历。那一次我随船出海，正在洋面上张网作业，有条外地渔船（好像是福建的）经过，一点也不避让，径直开过来，螺旋桨直直地犁破了我们的渔网，扬长而去。船员们义愤填膺，船老大当即放下捕捞作业，开足马力，全力追赶。待赶上后，我以为渔民们会协商谈判，据理要求对方赔偿损失。哪里料到，只见我方渔船一头就撞上对方的船舷，使那船裂了一个大口，海水直灌进去；同时，船员们操起家伙和酒瓶等物品，靠近时就挥舞对打，分开时则朝对方砸去。对方也不示弱，以牙还牙。一时间，船撞船，人砸人，酒瓶、木板、扳手等四处横飞，叮咚作响；我吓得瑟瑟发抖，躲在船舱里，不敢露头。
后来，因为船老大和船员认为已经给对方教训了，也因为一艘巨大的沪—椒客轮驶近，我船才“班师回朝”，其实自己的船也已伤痕累累了。
事后我问船老大，为何不跟对方讲理索赔？老大说，谁跟你讲理？他们会理你的？！这番较量，让我知道海上渔民解决纠纷的办法不是“先礼后兵”，而是直接动手，两强相遇勇者胜，而我则是我方渔船上的最怂者，没有之一。
出海的日子里，总会碰到风浪。有时候也会去稍远一点的海域，一去数日，时常风急浪高，但我晕船呕吐的次数非常少。这是因为，我有一个诀窍：每当遇到风浪时，马上就默默唱歌（无人处则可唱出声来）；船坐多久，就唱多久。一直反复唱自己能唱的歌；风浪不止，唱歌不停——因为唱歌会转移注意力，所以就不会晕船了。我出海捕鱼，乘船上岛、下岛，都这样做，屡试不爽。
海岛农活不比陆地，危机四伏。我的一位叶姓同学，同年下乡，分配在下局山小队。队里在箬帽山岛等两个小岛之间架有钢缆，用来挂设渔网。一次，在叶同学拖动鱼网时，一个巨浪袭来，将他掀入大海，直卷海底，经过几番沉浮，差点送命。还好他膀壮腰圆，身体结实，在强烈的求生欲望下，拼死挣扎，总算脱险。但头脸、身上已是伤痕累累，惨不忍睹了。
在海岛上，平时还好，最怕遇到台风。有一年秋天，突然来了强台风，当时队里挂在两个小岛中间钢缆上的好多渔网没收回来。经过紧急磋商，选出体格最壮、水性最好的四条汉子，顶着惊涛骇浪，划着小船，出海去解网，幸好平安归来。渔船、渔网就是渔民的最宝贵财产，承载着希望。我是亲眼目睹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收回渔网的。
还有一次就没有那么走运了。那是一个隆冬的夜晚，岛上的一条渔船出远海捕捞带鱼。返程时，不知怎么搞的，不幸触礁（当时没有先进的导航系统，渔船行进在海洋里，全靠船老大的经验）。随着船体逐渐下沉，船老大和船员们相继落水。当时天寒地冻，海水冰冷刺骨，很快就耗尽了身体的热量。首先走的，是一位只有十五、六岁的男孩，毕竟还比较小，不抗冻。随之而去的，是轮机手，他一直在喃喃地说，冷，冷，冷……就这样，多位船员失去了生命。只有船老大和两位壮汉顽强地坚持到被人救上船，活了下来。
船老大体格健壮，平时好酒，每天能喝一两斤白酒。人们说，他能获救生还，是托了喝酒的福啊，不然哪能扛得住，这么冷的天，在海水里浸泡这么久！
下乡一两年后，有知青战友开始离开。有招工走的，有参军入伍的，虽然人数不多，但每次都让人焦虑难耐。我知道自己招工无望，因为上去的几位，要么是顶替父母职位的，要么是有特殊关系的。唯一的机会，就是当兵。故每次征兵体检，我都报名，但都因身体原因（如近视等）而无缘入选。这种挫败感一度让我失望之极。
在下乡的后两年，生产队先让我当出纳，后当会计，各干了一年。主要就是记账，核算队里的相关开支、年终分红等。通过这些日常事务，我锻炼了珠算、心算等基本技能，养成了对数字的敏感性。不过，我自己其实是很没有经济头脑的，也很懒惰，自工作以来从不记录收支，也不作什么规划。
头门山岛所在的东矶列岛，位于东南沿海，当时是“海防前线”，我们是知青，也是民兵。我曾随生产队的渔船，数次去过一江山岛。
一江山岛，在头门山岛的南面约8公里处。分南北两个岛屿，中间隔着百余米的海。岛虽不算大，但地理位置重要：处于台州到舟山、上海的主航道上，北面正对着头门山岛，东南方则是大陈岛，且地势陡峭，易守难攻。
一江山岛在那时很有名，缘于1955年1月的登岛作战——解放一江山岛战役。小说《踏平东海万顷浪》就是以解放军登岛作战为背景撰写的。
当年守岛的国民党部队有一千余人，多是死硬分子，战斗力相当强。攻岛战役打响后，国民党部队利用有利地形，负隅顽抗，战斗十分惨烈。据说，最后有残余守军退避山洞，无论怎么劝降，都不肯出来。想进洞，又遭他们火力射击。后来没办法，只好用水泥把洞口砌死。
一江山岛旧照（网图）
因为地处前沿，作为民兵，在农忙之余，会有军训活动。我很喜欢扛枪的感觉，很早就向往着在纪律严明的部队里得到锻炼，使自己在胆魄和体能上都得到提升。民兵也都发了枪（当然不配子弹），我也曾数次上靶场试过身手。记得有一次我打出10发90多环，算是很准的了，得意了好一阵子。而女知青、女社员扛着枪，英姿飒爽，一副“海岛女民兵”的模样，让人赏心悦目。
那些年，时常有台湾的钓金枪鱼大船在附近停泊，令岛上十分紧张。一入夜，我们这些民兵就被派到海岸边去巡逻、站岗。两两组合，前半夜一组，后半夜一组，说是怕台湾渔民偷偷上岸来搞破坏活动。
记得刚开始时，在皓月当空的夜晚，观察、注视着远处高大的台湾海钓船，我们还有几分新奇，几分紧张。后来次数多了，并没发生什么事，也就见怪不怪了。是啊，听说这些台湾海钓船都是普通渔民，家族作业，全家人都在船上，谁会半夜三更偷偷上岸，到我们的海岛来搞破坏？
海岛生活，比较单调乏味，不出工的日子（如下雨或寒冬腊月地里没活时），比较难捱。毕竟离陆地还有两、三小时的船程，物品短缺。尤其是文化生活相当贫乏，没有图书（难得有人从城里带来一部长篇小说，知青们会轮流传看），看不到新报纸(我隔段时间，就会去公社办公屋翻览仅有的《人民日报》，而且通常都是一两周前的)。除了大队部广播常播“样板戏”外，就是听听收音机，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消遣的。
倒是后来有了露天电影，隔段时间，就可以看一部电影。每到这个时候，男女老少都很开心，大家都早早地搬了板凳，在小队操场上占据一个位置，等候放映。
在岛上没有什么书可看，是最大的遗憾。记忆中家母喜欢文学，在我和弟弟上小学时，家里就订阅了《收获》，那时我们还不懂得看（读中学后倒知道找来看了，如我曾在《收获》1965年第6期读了《大学春秋》上半部，印象较深，懵懂地开启了对大学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早在读小学时，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就捏着父母给的零花钱，去离学校不远的小人书店里看小人书，像什么《三毛流浪记》《铁道游击队》《岳飞传》《杨家将》《西游记》等，薄一点的1分（钱）两本，甚至3本，厚一点的1分1本，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再稍大一点，开始喜欢看《阿凡提的故事》等民间文学作品。等读了初中以后，就喜欢上了长篇小说，跟着几位有同好的同学四处借阅，看了《红日》《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几十部。在动乱年代，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在学校学不到多少东西、课余生活单调的空缺。作品中主人公的个性品格、美好爱情，也激发了懵懂青年对美满生活的向往。
下乡后很长的一段时间，看不到什么书，曾令我苦闷无比；当时也根本没有想到日后还有进大学读书的机会，有点迷失方向，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岛上除偶有电影外，仅有的娱乐活动就是打牌、搓麻将和下棋。当地人喜欢打牌，尤其是41分。也喜欢搓麻将，输者要在下巴挂一纸条，一桌4人，半天下来，往往有一两位输家下巴挂满了长纸条，像极了白胡子老爷爷。
我对打牌、搓麻将的兴趣都一般般，还就喜欢下象棋一些，这是在高中时形成的爱好。记得第一次在小队部看到有人在对弈，其中一位白白胖胖的中年人，蓄着小胡子，棋艺高超，连赢数人，当时就很佩服。后来，才知道这位高手姓叶，宁海人，是临海水产公司派驻头门岛收购点的员工，人称老叶。
我第一次去找老叶下棋，老叶好像没怎么用心。连下8盘，我4负4和，一盘都没赢，只好悻悻离去。后来逐渐适应了他的棋路，从输多赢少，到后来旗鼓相当，可以对下了。一个雨天的下午，跟老叶鏖战多盘，居然都是赢或和。老叶自己喃喃地说，今天怎么一盘都赢不了！老叶下棋，思路敏捷，计算精准，而且下得很快。他说当年他在县里参加比赛时，以下得快、时间省而著称。
经常在老叶这里下棋，确实长了棋力，所以下棋要跟高手下。有一次，隔壁岛的一批知青到头门岛来玩，有知青就撺掇着我跟他们下棋。其中一位趾高气扬地说，我可以代表我们岛象棋的水平，并没把我放在眼里，结果却是我侥幸赢了。由此我体会到一点：懂中国象棋的高手太多了，所谓天外有天，永远都不要太过自满，还是保持“平常心”比较好。
后来，跟生产队的小伙伴们下，我通常会让他们一个车或马、炮；也曾经尝试着跟他们下过盲棋，除了偶尔出错（忘棋）输棋外，似乎也是赢多输少。当然只能一对一下，对手也明显偏弱；对像胡荣华1对14、柳大华1对19、蒋川1对26（且对手也有一定的棋力）这样的天才，只能叹服而已。
在海岛生活，除了海产品外，蔬菜、肉类是比较缺的，海产品也有淡季。没有菜蔬时，我就吃过酱油淘饭。在海岛，能吃到米饭，已经很好了，村民们通常口粮（米、面）都不够，日常的主食都是米饭蒸地瓜或地瓜干，且以地瓜为主，米饭较少。肉则更是匮乏，一年到头，难得吃到几次猪肉。当时年轻，馋肉的感觉，心里直痒痒。
记得当年太馋肉了，我们几个知青就合计抓野猫，改善生活。还有印象深的，是海岛养羊吃肉的方式。就是，趁着开春时节，往附近一个狭长型的荒岛上运上去几只山羊，有公有母；到了来年年底，出动一批年轻力壮的社员登岛，先把群羊往岛的另一侧赶，逐渐围拢；待到群羊都聚集到离水岸很近处、无路可逃时，就是大家抓捕的好时机。我们2-3人一组，瞅准机会，一拥而上。摁住那些成年或半大的山羊，放过领头的公羊、处于繁殖期的母羊。一趟下来，总能带回3、5只，回去后宰杀、分肉。“朋酒斯飨,曰杀羔羊”，气氛堪比过年。
海岛生活，日子过得比较平淡，其实在平淡中，也会有惊险，有时甚至有生命危险。
大概是1976年5月的一天下午，邻岛三位知青结伴去礁石上讨小海（敲、挖牡蛎等海产品），不久刮起了风浪。其中一名邬姓女知青不慎被大浪卷入海中。紧急向公社报告，当天傍晚，驻岛海军的登陆艇到达事故现场，在风高浪急的海面搜寻了许久，最终还是没有找到。邬姓女知青的一位好友，站在军舰的甲板上四处张望，那种焦急无助的神情，我至今仍有印象。
就这样，在海岛上不知不觉地过了三年多，仿佛一条没有定锚的小船一直在海上漫无目标地飘荡。直到1977年10月的一天，我碰到了公社的王秘书。他喊住我：“方一新，高考制度恢复了，你们知青可以参加高考，可以读大学了！”
“真的吗？！”
我一下楞住了。这个消息，无异于久枯的秧苗，突遇一场及时雨，埋藏在心里很久的读书、上大学的念头，就又被撩拨起来。
11月中旬，在忙过掘番薯之后，我向队长请假，回到了城关，捡起扔了几年的高中课本，开始复习。
转眼到了12月下旬，我们一帮海岛知青，一起到杜桥镇参加高考。我报的是文科，科目有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考完后，总体感觉还可以，但能不能上线，心里没有底。
回到海岛后，又捱过了好长一段日子。一天，接到母亲的信，说我入围了。接着就是政审、体检。政审由单位负责，体检是在杜桥的一家医院。体检结束后，始终忐忑不安。最终，并没有等来大学录取通知书，一切都无声无息。
未被录取的原因，至今不详，最大可能是政审未过。听母亲说过，我未曾谋面的外祖父，抗战期间曾在嘉兴任过职员，做过中学教师，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病死在青海的劳改农场；舅舅是“右派”；家父当时被认定在“文革”中站错了队，受到处理。
1977年的高考失利，对一心想上大学的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所幸过了没几个月，78年夏天高考的通知又来了。我格外珍惜这次机会，农忙刚结束，就请假回城关复习。
在城关时，我们兄弟俩跟成百上千名考生一起，参加了县教育局集中举办的大型辅导课；当时的高考参考书还很稀缺，上海的舅公给我们寄来语文、史地等高考复习用书，对我和青稚的帮助很大；当然，主战场还是在家里的兄弟双人复习。
青稚弟小我三岁，其时已经从临海二中（原来的回浦中学）毕业一年了。我俩冒着酷暑，开始了紧张的复习。时值盛夏，我家又正好朝西，午后的西晒太阳异常猛烈，热浪隔着窗帘扑将进来，房间里的温度估计在38、9度，乃至40度以上。我们兄弟俩都只穿一条短裤，挥汗如雨，专心复习。常见的情形是：选一个作文题，分头撰写，定时完成，相互点评、打分：你这段写得不错，但这个词用得不当；你的审题有问题，应该这样理解……什么叫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我俩当年的复习，就是很好的注脚。
童年的弟兄俩
紧张的一个多月复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转眼就到了考试时间。1977年浙江省语文考卷的作文题目是《路》，1978年浙江省语文试卷的作文题改为缩写，要求把一篇《速度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的长文缩写成五六百字的短文，我觉得发挥得还行，分数应该不差。但数学考得不好，有一道20分的三角函数题没做出，仅得41分，与青稚相差20分。
填报志愿时，在普通大学里面，我第一志愿是杭州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是东北财经学院……最后，也填了服从分配。因为，在海岛插队的我，真是太想上大学了。都说条条道路通罗马，而我当年，除了参加高考这一条路，似乎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之所以填了东北财经学院，是因为我的出纳和会计经历。我肤浅地认为：学财经今后出来就是干出纳、会计的。今天想来，生产队那点钱帐，纯属小儿科，与现代财经未必有多少关系。值得庆幸的是，我把杭大中文系填在第一志愿，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杭州大学是普通高校的首选，中文系又是杭大文科中的首选。结果很幸运，被杭大中文系录取了。
1977年政审偏紧，到了1978年，就相对宽松了。我与青稚，也得益于这相对宽松的大背景。从此改变了人生的轨迹，从一个插队知青，变成一个大学生，又接连读了硕、博士，最终成了一名大学老师，走上了学术之路。
毕业时二班班干部合影（后排左一）
方一新：谢谢仕忠兄的细心修改和宝贵意见！从拙文可推知仕忠的巨大工作量和辛苦付出，感佩感佩！钱志熙：趁夜读完了一新兄记叙他高考前经历的文章。和他学问一样，丰富、严谨，却是更多散文作品的盎然趣味，可读性很强。[强]。或许是生长在靠近山区的沿海平原，所以对于深处的山村和远处海岛，同时具有一种奇怪的向往与想象的情结。海离我更远点，但常能听到各种海岛的故事。所以我总是想，在海岛上、尤其是一个像一新住过三年的头门岛这样的小岛上生活，应该是有意思的。所以，一新兄文中所叙的岛上知青岁月，在他虽极为辛苦，我读时却良多趣味。甚至羡慕他有岛上生活的经验。南麂、北麂、东矶、大陈，乃至于那个激战故事传遍浙南的一江山岛，何时能去走走？或者何时学古人之投簪逸海岸，隐于东海中某一无名小岛？一新、青稚昆仲都是我大学同学，一新、云路伉俪又都是我硕士同学。他们真是一门才俊，造就非凡！忝为昔年的学友，我每引以为傲的！金健人：没想到一新兄还当了四年岛民。话说岛上生活枯燥单调，但笔下呈现得极其丰富多彩，特别是海上斗船场面，能直接把人家的船撞裂开来，船老大着实彪悍。大大小小的海难，让人感叹海岛生活的艰险。同学四年，不知道老兄还能下盲棋，那已经是很高段位了，我曾尝试过，终究没能练成。至于还是个不错的射手，更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无论如何没法与你那戴了厚厚眼镜片的形象联系起来。曹布拉：一新的高考前史，有了四年丰富多彩的海岛知青生活，读来趣味盎然。尤其是养羊抓羊的片段，若非亲历，是凭空想象不出的。那年代缺衣少食，馋肉是知青的普遍心理。一新在文中说他们企图抓野猫以解馋。那时也没有环境保护意识，我吃过的动物，除牛马驴与狗猫鼠蛇，还有野鸭、野鸡和野鸽、乌鸦等等，凡是能喘气的，恨不得都抓来果腹。朱承君：一新兄笔下的海岛农村生活比一般的农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善良的村民同时也是彪悍的渔民，撞船撕斗的场面尤其动人心魄，我相信一新兄是其中最怂的一个。凡是有上山下乡经历的，都值得回忆书写，人生因此变得丰富多彩。两年前还去过头门港，没想到一新兄曾在岛上挥洒过青春汗水。陈建新：如果说张玲燕的知青生活像一个奋斗的战场，尚建的知青生活如进入一个温馨的家庭，叶晓芳、董春晓的知青生活是一个“饿其肌肤、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熔炉，方一新笔下的知青生活，却是有着一种浪漫主义色彩的世外桃源风光。虽然离家在外，虽然不知何时能够回城，这种知青生活共有的焦虑同样影响着他，但是，海上捕鱼（我们前年去象山体验了一把，但好几位同学被大海摇晕了，估计观感并不好），小岛养羊，抓海蜇，讨小海，都有这类浪漫主义气息。即使民兵巡逻、站岗，也让我们这些未有此类生活体验的人很觉新奇。至于海上械斗，虽然凶险，对读书人来说更是一种心理和精神上考验，但如今远距离视之，却有一种审美的快感。下象棋我曾说过有一次侥幸赢了他，后来中饭吃好后，他再来邀战，我自然连输几局。其实我们之间下得不多，但多数都是我输，因为我下棋太随意，下过就忘记了前面的过程，很难复盘，总结经验。也没有看过象棋棋谱，只是靠着多下提高棋艺。所以听说过下盲棋，但从未实践过。下盲棋不仅需要记忆力好，还需要想象力，因为盲棋记住的应该是棋盘的形象，而非炮五平六、马七跨八这样的数字。而且，下完之后，完全可以在大脑里复盘。在读书时听说一新兄看棋谱、背定式，只有佩服的份。但这也可以看出一新兄做事的认真和韧性。一新兄当年的广泛阅读也引起我的兴趣。目前看来，我们同学能够走到一起，这大量的文学阅读是重要因素之一。我始终认为，没有大量阅读打实基础，要想提高语文水平是做不到的。我们的高考回忆文章，都提供了一个个实例。沈澜：方一新同学的文章好精彩，海岛的风土人情读来新奇，也很有亲切感，自然联想起曾经到小岛参加过学农劳动，也有坐那种小船去小岛，然后晕得胆汁都吐出来的经历。以后晕船，要试试连续不断唱歌的好办法。钱志熙：@沈澜 有一次从宁波坐客船回温州，很巧在候船室碰到你。好像你们也是坐那艘船的。那船比较小，感觉有点晕，躺在铺上不太敢动。我常坐的是温州到上海的大船，那个不会晕。沈澜：那种客轮倒不会晕。以前去小岛的船真的很小，浪稍微大一点就颠得很厉害，我也只坐过两次，一次小时候，另一次工作了去采访。不知中文系录取学生时，是否知道方一新和方青稚是亲兄弟？兄弟俩大学同系同班，大概是绝无仅有了吧？黄仕忠：他们兄弟，一个来自海岛，一个来自城里，姓同名不联，系里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否则不会录取在一起的。@沈澜 方一新：@沈澜 我和青稚同时录取在中文系事，我曾有文章记述过，现转录于此：有意思的是，青稚的第一志愿也填报了杭大中文系，我们兄弟俩，不约而同地都把中文系作为第一志愿，也根本没考虑是否因此而会有一人受影响，上不了中文系。结果我俩同时被杭州大学中文系录取，都在二班，青稚在七组，我在八组，成了当年78级招生的一个佳话。后来才听说，我们兄弟俩是由不同的老师分别录取的，大概招生老师没有细看表格中“家庭成员”这一栏，加之我俩的名字缺乏关联性，没有引起招生老师的注意；不然的话，不会同时录取我们。我们在感到庆幸的同时，也略有几分后怕。——就是仕忠所说的那样。一新、青稚昆仲，大学时好像都没交谈过。但很早就知道他们是两兄弟。也从旁有些观察，觉得一个稳重，一个活泼，相映成趣！记得有一回在楼道中，两兄弟谈话。好像是关于什么事！两人并不对着脸谈，而是各朝不同方向说话，至少青稚是那样的。并且一新的口气是大哥式的，好像在说他弟，或吩咐他弟什么，青稚则是小弟的口气，略有点不听话的小冲劲。端的是兄弟说话的样子。旁观到时觉得有趣，所以也就记住。有一次在系里见樊小刚与樊诗序见面，也是那样。老樊平时那么幽默爱笑的人，不想和他弟说话时那样严肃。不过樊小刚好像也不怎么买他账。分别时,见他们两兄弟各自别过头就走。那也是典型的兄弟告别。方一新：@钱志熙 兄的观察很细，当哥的以为可以管束、教导，但弟弟并不买账，兄弟之间的交流往往如此，见笑见笑。张玲燕：@钱志熙 这两个细节真精彩，姐妹俩唠叨就不会是这样的了。钱志熙：是啊！姐妹在一起要亲热得多，兄弟在一起，常是心合貌离。@张玲燕 沈澜：观察得真细啊，你这么一说，我想想自己两个个性不同的哥，有时也是这样交流的。黄仕忠：做哥哥训导弟弟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学着父亲的样子，又混着哥哥的味道，弟弟则别过头，你又不是父亲！方一新：仕忠兄是否有兄长，也被哥哥说过但很不服气？[偷笑]。黄仕忠：是的。我哥比我大三岁，因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个子长得慢，我五六岁就赶上他了。所以我从来不叫哥，只把他名字的末一字叠着叫。从小一起，有话有商量，摸鱼捉鳅下自留地，也一起吵架，害得母亲举起竹筲来打，我们俩就一起跑出门，到邻居家猪栏间躲着，紧张地看见母亲扛着锄头急匆匆地栏门口经过，我们却忘记了我们正在打架。所以，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你这样哥哥身份的训导。樊诗序：@方一新 尤其不能当着他孙子的面批评。否则他孙子问：刚才骂你的人是谁啊？他总不能说：“大爷！”方一新：@樊诗序 青稚的孙子现在还小，我以后要注意。张玲燕：本群“农民”很多，本土的、回乡的、插队的，每次聊到农事就热闹非凡。好像来自海边的、喜欢吃海鲜的同学也不少，但插队到海岛，上山种番薯，下海捞鱼虾，正规至民兵，彪悍成“落寇”（台州方言：海盗）的，目前仅方一新一人。至于饿时捕猎，闲时下棋，读书育弟两不误，在方一新看来，海岛知青的生活很多是无奈之举，但我们今天看来却是画面精彩纷呈，情节离奇生动，估计又有几人动了海岛体验之欲望吧，当然有前两年象山港晕吐痛苦的同学例外。任晓岗：@张玲燕 又长知识了！舟山人早年称呼台州人为“绿壳”，大意是剽悍凶猛（东部的一些偏远小岛就以台州移民为主体），意即强盗，原来正宗写法是“落寇”！陈建新：台州是戚继光防守重点，当年海盗很多，倭寇也多。张玲燕：@任晓岗 不不不，未必我这个正宗，平时我也是写“绿壳”的，但刚才突然想到，我要这样写了，同学们读不准“绿”音，所以随手换了一个。陈建新：“绿壳”肯定是读音，因为这个词没有盗贼的含义。张玲燕：都这么叫，我们童年有一个游戏叫“清兵拔（抓）绿壳”，大概就缘起当年清朝官兵剿灭海盗的故事吧。方言读音，不知道标准的应该怎么写。张玲燕：“绿壳”一词源于成丰元年（1851年），广东海盗船入侵海门，定海、黄岩、温州三镇清军水师抵挡不住。海盗占据海门10日，焚烧竟日，直逼至黄林洋。因盗船“形如蚱蜢，船壳涂绿色，滨海民呼为绿壳”（《临海志稿》）。“绿壳”本是台州人民对广东盗船的贬称，到后来逐渐演变成对一切土匪的代名词。“台州绿壳”在清末民初影响比较大，毕竟那是一个土匪横生的年代。到后来土匪打完了，这个词又以另一种形式流传了下来，至今“绿壳”在台州地区仍然是骂人的名词。——百度上查到的。“绿壳”有正宗的来源，我前面写错了。@任晓岗 吕立汉：之前读过《海岛女民兵》，今天看到了“海岛男知青”，太精彩了。文章画面感极强——晕船、撞船、上山种蕃薯、下海捕海蜇、赶小海、出远海、放山羊、逮山羊、下盲棋、学射击，还有那方氏独门避晕法，等等、等等，这些画面一个接着一个扑面而来，目不暇接，看一遍，就记住。写人有声有色，船老大的血性、彪悍和死里逃生都非常形象。我知道一新兄喜欢杯中物，当老师后，他学生说中午去食堂吃饭，一新兄也会自斟自酌，喝点“革命小酒”。弱弱地问一下，一新兄喜欢喝酒是否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美中不足的是这“海岛男知青”的情感世界没有展开，房东家的“七朵金花”居然都不欣赏？张玲燕：@吕立汉 我也正想说呢，这好像进了大观园么！陈建新：估计七朵金花再漂亮，一新兄也不敢动心。毕竟回城是生活的第一要义。吕立汉：@方一新 你的避晕法确实有些浪漫主义，而且可能是革命浪漫主义吧。但不知你避晕时常哼的是什么小调？陈建新：@吕立汉 你连这都猜不出？一定是想象七仙女之一坐在船头，他就唱：妹妹你坐船头哇，哥哥我坐船尾……方一新：@吕立汉 随便什么歌，只要会唱的，就瞎哼哼。林柔吟：没想到方一新有这么丰富的海岛生活，他用生动、细腻的笔触记述了海岛生活经历，让人耳目一新。我对大海仅有旅游时的见面之缘，对海岛更不了解。小说中也有这方面的描写，但方同学的文字更觉真实，更加丰富。海岛生活是有趣的，更是艰苦的，看了文章，感觉很特别，对他克服困难的毅力很敬佩，对海岛生活更觉新奇。这篇高考回忆别具一格，别有意味。陈建新：他将写一篇《不得不说的故事：我与房东七仙女》，请期待。方一新：@吕立汉 抽烟、喝酒就是从下乡时开始的，跟着农民兄弟学的。当时只想着何时能回县城，哪敢在当地谈情说爱；况且“七朵金花”大的已经出嫁或已有人家，小的比我还小很多，并不合适。金健人：还是建新嗅觉灵光，一下抓住问题的实质。回头再读：“我的教育户是生产队的书记，老党员，育有1子7女，除了老大是儿子外，又连生了7个女儿。我在他们家常受优待：家里偶有肉类等好菜时，女主人就会夹些到我碗里；也曾让我代表他们家去吃宴席，享受了跟他家长子的同等待遇。此情此景，感念至今。”——分明是准女婿待遇。朱承君：教育户的女主人绝对有把一新兄收为女婿的念头，其他优待好说，但代表家里外派去吃宴席，那是非同一般的。樊诗序：我成为正式女婿（而且我娶的是大仙女哦）已近40年，至今没等到一次外放吃席的机会。大方同志太牛了。吴朝骞：一新兄小我一岁，却是同一届高中毕业生，我待业的几年，他去海岛插队，接受贫下中渔的再教育。他知青经历，不仅学农活，还要学捕鱼。相信对“授人以渔”还是“授人以鱼”理解比我们要深刻。对你第一次坐船的经历很同情，晕船感觉真不好。我晕车，每次坐长途温州至杭州，都吐得稀里哗啦。坐温州至上海的轮船，有人晕船，我没有，于是对外高调宣布，我不晕船。后来一次从平阳坐船到南麂岛，2个多小时的船，一路翻江倒海，非常狼狈，那个尴尬只有一新兄才有同感。一新兄学下象棋的故事蛮有趣。学棋都有一个从兴趣、到进步、到狂妄、到吃亏、到平和的过程。在校时看见一新兄下棋的情景，很有大将风范。两兄弟同时进入杭大中文系，这个故事要流传千古。一新兄读书时特别努力、刻苦，有目共睹，打下日后成为大教授的坚实基础。记得青稚有时和我商讨某个问题没有结果时，他会很有底气地说：“问我哥去！”有哥就是好啊！兄弟俩一个文静，一个活跃，但在打篮球时配合熟练，相得益彰。有时也会看到这个镜头，弟弟在哥哥面前毕恭毕敬。哥哥虽然不是训斥吧，也满满循循善导的样子。青稚呢，已全然没有调皮劲，是的是的答应着。现在青稚学了哥哥，也变得文静多思，一副做学问的派头。袁昱明：一新兄的文字，汇入了同学们的文字大合唱中：高考，真的是国家、民族和个人困境的突围之路，也是历史问题的时代求解。一新兄的点题之言：“都说条条道路通罗马，而我当年，除了参加高考这一条路，就没有别的路……了”。我在前面读后感中说过：但用宏大叙事做背景，又有魔鬼细节（个人叙事）做铺垫，无不令人动容。真的很讨巧。方大教授专心学问不写小说也是一大遗憾。上山下乡故事宏大吧，走到后来入了死循环了吧。怎么解？高考中突现的成分问题，如何求解？方兄的故事煞是好看，如何捉海蜇头；如何有效防止晕船不吐；海岛渔民守着海鲜不吃，如何在荒岛放羊捉羊吃；如何用小身板直追生产队壮汉拿到中国版的“六百个工分”，如何带着厚眼镜当上神枪手；如何吃酱油淘饭和下盲棋手谈高手（海岛生活的两种贫困）；如何与七仙女共处5年（此处删去多少字？）……算了吧历史，你对一新兄们开的这些无厘头玩笑可以结束了吧。今天，一新兄能够成为大学者，为学校的学科前沿建设做出重大贡献，说远了都是高考这一历史求解的结果。这种历史必然，更植根于个人和家庭的原始动力上，也就是说历史的必然最后是人的必然——在60年代私人订阅《收获》，母亲的文学素养等等，养成孩子对文学（阅读）的执著。1977年坚冰还未完全化解，到1978，历史问题的求解才开始圆满。“我与青稚，也得益于这相对宽松的大背景。从此改变了人生的轨迹”。——我们在1978。董春晓：上午看了一新兄回忆高考前下乡生活的文章，写得相当精彩，令人读起来兴味盎然，下午接着看了同学们的评论，感觉大家说得都非常好，我就补充一些感想。首先是一新兄在插队时一往无前的精神令我非常钦佩，不论农活多重，全都咬牙坚持，这个奠定了他日后成功的基础；其次，是他做事情非常专心，做代课老师做得好被邀请做专职，学射击又是成绩最好，下象棋则逐渐打败高手，所以生产队请他做会计出纳，就是看他做事专心细致靠得住吧；其三是一新兄待人诚恳低调，在学校一起读书打球，从未见他气急发火过，修养非常好，让人从心里感觉是非常值得信赖的人。许贺龙：一新兄的文章精彩纷呈，语言学家写起文章来真不是盖的！一新兄以生动传神的笔触描绘了当年的海岛知青生活，四十多年前的往事纷至沓来，有艰辛，有无奈，也有温馨，还原了现实生活的本来样貌，在我等山野村夫眼中更有新奇的感觉。大学者的青年时代，有此等坎坷经历，是时代的错乱、命运的捉弄，也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生动样本。1978年，一新、青稚兄弟俩同时进入杭大中文系，留下了一个有趣的佳话。记得青稚兄也写过一篇高考回忆，也十分精彩，建议把兄弟俩的文章一起发出来，对照着读，一定相得益彰！方一新：我和青稚差3岁，居然成为同班同学，不得不说是历史开的玩笑！郑广宣：读了大方家的文章，很是被其看似随意叙写的四年海岛生活所感动。大方家的四年海岛插队生活虽艰苦备尝，但也丰富多彩，浪漫有趣。海岛的那些生活，是大陆上，无论是平原还是山区都难以体会的。海岛种粮难，自然只有种番薯等准粮食作物，吃的问题同样就比平原地区要次一等。出海捕鱼，只有我们这样偶尔去玩一次的人觉得挺有意思，长期出海，估计就跟被关在一个相对幽闭的房间里一样，是寂寞无趣的。好在大方家在表现好可以早日回城的信念支撑下坚持了下来。同学们说大队书记自担“教育户”之责留大方家有招赘的企图，或许真有这种可能，书记看上一个很不错的青年，七个女儿随你挑，不得不说书记很有眼光，也很有智慧，只是大方家很难入其彀中。记得当年我们分配到单位，也有很多家里有儿女的处长主任在打听新进的大学生的婚姻状况，甚至托人拉线。所以这也是人之常情。大方家不愿做当地的小学教师，似乎知青中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家那位当年也是这样，觉得一旦做了教师，可能就再也不能离开农村了，于是宁可累死累活刨土疙瘩，争表现，也不愿意轻轻松松做教师。大方家这个民兵还是很厉害的，10发子弹居然能打90环，这在部队的普通战士中也是很少见的。大方家的棋艺确实了得，在学校曾与其对弈，根本不可能赢棋，本来本人还比较喜欢下象棋，自跟方家兄弟对弈以后，丧自尊了，信心锐减，以至于后来就基本不下了。我跟大方家的合作，就是编《蒋礼鸿集》，大方家负责一卷，其认真程度自是没话可说，也为本人省去不少事，可以说是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大方家说到母亲喜欢文学，家里订阅《收获》，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家庭是很少的，说明方家有家学渊源，大方家成为大学者也就在情理之中。记得《120个回望》中，因小方家说到高考考分高于大方家，陈建新为小方家的文章出了一个上联：当年高考，大方家让小方家；我胡对一句：今日教书，老教授带新教授。横批：还是方家。方青稚这个同学中唯一一个坚持到退休的中学教师，当时成为教授级高级教师不久。今天，再把这联送给方家兄弟，虽然对仗不够规范，平仄也有问题，但我们表达的是祝愿。愿方家兄弟能一如既往地在自己一生耕耘的领域有新的收获。方一新：@郑广宣 广宣兄过奖，惭愧惭愧。在同学里面，跟兄的交往较多，且有过良好的合作，《蒋礼鸿集》是也，多谢吾兄的认真负责和博闻强志，才使书稿减少了很多疏误。任平：读一新文，也感觉文采斐然，意味盎然。与一新大学同学，研究生差一年，他读研时就兴致勃勃谈到《世说新语》，正巧我也刚读了上海徐声越注解的该书，于是交流渐多。大方厉害的。我年轻时也练过盲棋，下到中局就晕头转向……遂躺平。张玲燕：@方一新 你下乡的第一站前所，和我下乡的上辇（据说小康王南渡，在我们村的大殿住了一晚，第二天在这里上车，所以这个地方称作上辇，村中至今还有一座大殿叫金銮殿）隔江而对。后来好像划归椒江了，然后椒江造了一座大桥直通前所，那里造了发电厂。方一新：@张玲燕 当时对面的海门（属黄岩县），比临海这边的前所发达多了。樊诗序：@任晓岗 当年我考上的消息传来时，隔壁邻居的反应跟他有点像。我的弟弟也叫小钢。因为小钢在周边影响较大。我的名字就变成了大钢。在他们眼里小钢考上很正常。而这大钢居然也考上了，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弟名兄袭久矣。我们当地人叫我，正式一点的叫“樊钢大哥”。随便一点就叫“大钢”。当年大钢考上的消息很有励志效应。下一年我家周边应考者的比例猛增。大家都觉得连大钢都能考上，这大学我们也一定能考上。结果隔壁小老弟6门课总分得了66分或者68分，反正是个吉利数。他老爸逢人便说：及格是及格了，但没录取。运气没有大钢好！陈建新：大刚啊，你害人不浅。你是否想做任晓岗的哥？钱志熙：我读大学二年级的坐车回家，雪阻会字岭。返回新昌住一晩，次日午后再发，过天台后已是傍晚，绕到临海城旁住了一宿。后来再也没去。台州都是经过的，真正去过的是天台县。当时乐清司机都说发“士”或“字”之音。张玲燕：@钱志熙 会墅岭的“墅”台州方言读音类“士”，估计乐清也差不多，所以有此会意。张玲燕：所以呢，谁会想到那个经常令司机胆寒，令行人心惊的高山，竟然会有这么雅致的名字呢！钱志熙：温州话发音，墅读士。乐清县不那样读。或许乐清司机用温州音。但从温州市到杭州不走那条路，当然如到绍兴，可能还是走这条路。另外，请问一下：为何叫“会墅岭”？张玲燕：这个不知道啊，会墅岭在会墅岭村，先有岭名还是先有村名，就不知道了。樊诗序：说到会墅岭，就想到木炭车。诸位同学见过，烧木炭锅炉的长途车吗？钱志熙：这个新鲜！那一带奇险，听说“奇袭白虎团”就在那写拍摄过外景。现在通了隧道，从乐到杭，四个多小时吧！那时至少十一个小时。陈建新：毕业后我曾经有一次去黄岩，被大雪阻在岭上几个小时，最终司机大着胆子开下了岭。比平时晚点五个多小时到达黄岩。樊诗序：当时温州到杭州从金华走，就是为了避开会墅岭。虽然过台州近几十公里。但是这个岭，让人谈虎色变。张玲燕：@钱志熙 《渡江侦察记》有一个镜头是那一带的一条江边拍的，《奇袭白虎团》跟会墅岭有关系吗？这个第一次听说哦。吕立汉：《奇袭白虎团》中有个摩托飞驰的场面是不是在会士岭拍的？张玲燕：就是这个《奇袭》，有几个镜头是在这条路上拍的，譬如炸桥之前侦查地形，下车打水，就是在这条路上某个桥下拍的，当年开车经过都很熟悉。摩托车飞驰这个镜头我忘记了。《奇袭》拍于1960年。曹布拉：这个会墅岭（我原以为叫卫士领）盘山路是有点险的。我有次坐长途车经过，有一个轮子在悬崖边悬空了。司机让所有乘客下车，慢慢地把车倒回路上来，真是危险。那还是个大雪天。张玲燕：哇，这个是真的险了！黄岩到杭州两座山很危险，一个是出黄岩城就上黄土岭，山不高但路陡弯急，二是会墅岭，山高路长，很长时间都听到汽车爬坡的吼叫。关键冬天很容易大雪封山，或者冰冻封路。方青稚：这两个岭以前经常坐车爬过，也听闻过许多传说，说是外地驾驶员下大雪时过这两个岭不敢自己开，雇人开过去。钱志熙：布拉兄，这司机厉害。我那年阻雪会墅岭，就是这样。开始时司机在轮胎上裹着一些铁链防滑，想继续开上去。后来还是不敢，返回新昌住一夜，第二天又在临海住一夜。从杭州到乐清，走了三天两夜。记忆特别深。 曹布拉：@钱志熙 那个司机把车弄回路上后 ，也吓坏了，站在雪地里默默地连吸两支烟。他说他手脚都在抖，让他缓一缓。乘客们都很理解，没有人催他。有几个抽烟的乘客还上去给他递烟安慰他。那一刻有点经历了同生共死的意味。钱志熙：真的九死一生，千钧一发之际，这司机太厉害了。五台山有些路也很险，有一次和几个诗友遊五台。诗人们浪漫，过险路段时还一个劲说故事、讲笑话。我怕影响司机的注意力，不顾情面地竭力阻止他们说话。到平地时，车上一位诗友说了句良心话：你刚才是对的。曹布拉：@方青稚 也许是这个经历造成了我的心理阴影，盘山路我不敢开车。张玲燕：@曹布拉 那个司机可能没有想到，正因为车上载了你，全车人包括他自己都托了文曲星的光。虞卓娅：读完方一新同学的回忆文章，就像看了一部极其真实深刻、内容厚重、风情独特的好电影，甚是欣赏，感触颇深。明明他的文字很朴实，但却有魔力，引人一气读之，真真切切进入到那个以头门岛为中心的海岛世界；这个城里来的小年轻一方面干活不惜力能吃苦，特别实诚厚道，一方面又懂财务、爱阅读、会下棋、能射击，还有晕船时默默地“风浪不止，唱歌不停”的坚毅和浪漫，这与我心目中的方一新非常契合，尽管四十四年来我与他接触不多，但毫无疑问，他是我非常敬佩、觉得最可信赖的同学之一；文中的岛国风光乃至海上作业、海上打斗等情景，作为渔家女儿，我曾耳濡目染，也分外理解方一新的艰辛及其历险。我从小知道我爹爹“一口风一口浪”打鱼养家的不易，知道渔民的生死只隔着一层木板，事实上，我爹爹曾在吕泗洋风暴中落入狂涛巨浪，幸而摸着船底潜水后成功脱险。我也有过“敲牡蛎”的经历，而更多的是剖、晒目鱼鲞黄鱼鲞及织网引梭的劳作。那时为水产公司剖鲞晒鲞是到高亭（我家在高亭）的对面对港山（又名蛤山），摆渡靠小舢板。记得某个凌晨，我最先到海边上船点，第一个坐上小舢板，但后来人越来越多，风越来越大，摇橹的师傅说今天不能超载，得上岸几个，但人们都想着早点过去多抢到几筐多赚几毛钱，我胆小怕死就跳上了岸，然后就亲眼目睹了小舢板在不远处侧倾、人们相继落海的可怕场景，还有人因此淹死。后来我坐比舢板大一点的小船到对岸，看蛤山外边的海面，浪头像小山似的；方一新写到“家母喜欢文学”对他们兄弟的影响，我不免想到我爹爹酷爱看书对我的影响。我父母亲是小学同班同学，其实我母亲的成绩更好一点，但养育儿女后她哪有时间捧书。父亲借书也买书，《水浒传》《说唐》《杨家将》《东周列国志》《星火燎原》等等家里有，《儿女风尘记》是我三年级时读的第一部长篇，而读雨果和柯切托夫的小说要晚一点。还有，看到方一新写的“酱油淘饭”，马上想到我家当年经常吃的鳓鱼卤汤。如吃稀饭，就蘸着鳓鱼卤吃。无论蘸着吃或者冲汤吃，鳓鱼卤都是先在饭锅笼里蒸过的。邻居们后来喜欢开这个玩笑：他家大学生都是鳓鱼卤培养出来的。——感想有点多，就此打住。方一新：@虞卓娅 谢谢卓娅的长篇评议，过奖之语不敢领受。知道你是正宗的海岛人，对海岛方方面面的熟悉程度当然远胜于我。没想到令严大人也曾遇险，幸好成功脱险。另外讨海、读书经历也相似，有感而发。张玲燕：@虞卓娅 我刚刚还在想，那个时候不知道方一新也喜欢射击，否则我们一定会叫上他一起去游园。虞卓娅：是五一节在中文系大会堂的游园活动，有射击。我和玲燕三发三中。当时如邀你一起去，我们就是三个快枪手了。当年我的实弹射击也是九环十环的。方一新：@虞卓娅 是这样，我是偶尔撞上的，不敢跟两位美女神枪手比肩。张玲燕：现在海岛生活群逐渐形成：虞卓娅、庄未央、沈卫东、方一新、沈澜、任晓岗……张玲燕：@虞卓娅 有一句话形容撑船人的艰辛，叫：三寸板上是天堂，三寸板下见阎王。我后来一直琢磨为什么是三寸板，后来明白了，三寸板当指船沿，因为当年用的是木船，撑船槁是站在船沿边的。郑广宣：@虞卓娅 @张玲燕 我在部队的五七煤矿挖煤，老师傅说，我们是埋了没死，你们是死了没埋。就是说当兵的是死了没埋，挖煤的是埋了没死。所以我说我们当兵的挖煤是死了，也埋了。张玲燕：@郑广宣 哈哈，终于漏出马脚了，原来是煤矿兵啊，那个也很危险的。郑广宣：@张玲燕 我们连队在煤矿死了一个，残了一个。张玲燕：@郑广宣 应该撰文谢谢你的挖煤生活，我们见所未见哦。写一个，傲视一下任晓岗的砍猪和方一新的抓羊。任平：插队时我曾在余杭“挖煤”，说“扭转北煤南运”，在山上住了一个月，挖了一篮黑石头交差。[偷笑]。但冬瓜倒吃了一百斤。唯有冬瓜，红烧白烧吃厌……钱志熙：扭转北煤南运、南粮北运这个口号很熟。现在不但扭转南粮北运，而且是北粮南运了。张玲燕：正因为喊惯了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的口号，所以76年我回家发现城市居民配给玉米粉了，内心那个震惊啊。[捂脸][尴尬]。杜文庆：艰辛和惊险，苦闷和迷茫，成功和欢乐，构成了一新兄四年海岛知青岁月的重要乐章。宏大的场面，传神的细节，令人读来趣味横生。同时，一新兄谦和、儒雅和稳重的品性跃然纸上，堪比志熙兄。两兄弟假如都达到了分数线，且填了同一个志愿，那么，被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同时录取，应该是可能的吧？只是不该被编在同一个班。杜文庆：俺的意思，假如明知道是两兄弟，也是可以同时录取的，只要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否则反而显得不够公平。任平：无论是否知道，都录取了。但编班时没有分，这个不矛盾。陈建新：很有可能与大钢兄弟一样，一个在中文系一个在历史系。沈卫东：先爬楼看了同学们的评论，再回头读了大方家的回忆文章，四年海岛插队生活，写得生动传神。其实同学们的评论和赞赏已经很到位了，我之所以还想说两句，是被文中所描绘的海边生活触发了同感，有点不吐不快的感觉。我生在定海，坐船是家常便饭，印象深的有两次，一是跟着夏阿国去岱山，一船的随行人员都晕得不见影了，只有我陪着他在驾驶室聊天。二是南下去马尾，浪大得舰首翘起时全是天空，舰尾抬起时发动机空转，非常危险。我跟随行的72大队常姓大队长打赌，手脚并用抵达舰首瞭望台并坚持十分钟，后来整个航程再也找不见他人。除此之外，文中描写的以番薯为主粮、去海边敲蛎黄（海蛎子）等细节，都很有那个年代的画面感。为一新大教授点赞。方一新：@沈卫东 兄是真不晕船，且在巨浪涛天时还能到船首瞭望，真牛！金树良：昨晚爬楼到半夜12点多，才看到了一新兄的大作。再对照着看青稚的文章，心里真是五味杂陈。两位方家兄弟同时上大学，还分在一个班，这是趣事？幸事？只有当事人才能品出其中的味道。渔民之间为一些纠纷在海上大打出手，类似的事在农民之间也有。有的是为了亲族，村坊之间的利益之争，拿起铁鈀，扁担以涨声势，如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时，他们十分勇敢，一旦对方有更勇猛的站出来，并把己方领头人打倒，便一哄而散。还有的纯粹是荷尔蒙过剩，在露天电影场上寻事生非，争风吃醋，这时，大多数人都会帮着自己这一边的人推搡起哄，看火烧望兴（土话，希望火烧得兴旺）。但大多是做小乖人，遇弱则冲，见强则溜。更有甚者，撺掇同去的知青上前争斗，而当事人却躲在一边。像一新兄所述死拼的场面极为少见。我想，是不是因为在海上生活的缘故？没有退路，只能团结一致对外。所以，我们平湖那边的民风也是海边的要强横于内地的。方一新：农村乡民械斗，我在临海时也碰到过，当时在城关郊外的大田，有两个村子的村民因纠纷而引发械斗，大打出手，各死伤多人；当时把伤者急送台州医院，我正好经过，亲眼目睹。袁昱明：在拜读一新兄的文章又发表议论后，我又饶有兴趣地拜读了青稚兄的文字。同样的经历，同一对兄弟，共同的记忆，不知会有哪些个性差异？青稚有其不同的视点。例如俩兄弟都受读书无用论影响，一新抗拒英语，青稚交过白卷。后来青稚做了县里的文科状元，跨度挺大的。俩兄弟在高考复习中“互相提醒，互相督促，”就是后来的“小组学习”模式。大学又复制了这一模式。青稚上课不记笔记，拿哥哥的笔记补齐。可以看出，他有点依赖性。然而青稚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例如其“四到”——“看、读、写、记并用（眼到、口到、手到、心到）”。不一而足。后来兄弟二人各有自己的发展，但又有很多联系。广宣、建新二兄的对子多少描述了这些异同：复录如下：当年高考，大方家让小方家。
今日教书，老教授带新教授。
横批：还是方家。
我对青稚兄的教学成果也比较“感冒”，印象中不少具有教育学价值。从分类上讲，一点也不比大方教授的学科成果逊色。以前高校教师开展教学多凭感觉走，并无教育学训练。《围城》中钱钟书把哲学家和教育管理者（去国外考察高校管理）都奚落一顿。实际上钱的学问缺乏哲学元素和框架；他也缺乏对教育学的了解。我记得在学校时，很多讲师的课上得比教授好（寸长尺短）。当然教授如果讲究教学，则更精彩。比如有的国学大师上课学生都说听不懂（本科以上另论）。面对中国高校毕业生的高分低能，缺乏创新能力，高校教学还是值得反思的。追根溯源，这些问题发端于大学前教育。心理学的认知研究从儿童入手。因此，借鉴心理学的教育学进行教改研究，学理上也是从大学前教育入手的。所以中学教改，尤其是教授级中师的参与，都是当前人才培养改革的重大课题和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科学内涵。然后，有大方教授在高校接住人才培养的接力棒，进行学科建设的布局和施工。我这样看小方教授。所以，我在那个对子里改一个字（带→续）：当年高考，大方家让小方家。
今日教书，老教授续新教授。
方一新：袁兄的高论，纵横捭阖，理论背景很深，厉害！教学与科研的关系，确实有几种类型，有教学好但科研一般甚至完全放弃的，也有科研好而教学一般甚至不能胜任的；当然最理想的是两者相互促进，教、研双馨。尚建：有大牌吃货、有专业行家，说得馋煞。只是我还在体验方一新躲在船舱看渔船相撞、双方火拼的惊险与惶恐。叶晓芳：一直佩服大方兄的为人和治学，沉稳坚毅，踏实谦逊，在中古汉语领域深耕细作，卓有成就。看到他海岛插队经历，明白他的性格既是天生，也是生活对他的馈赠。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诚不虚也。黄柏青：我和方一新应该是四同：同班、同组、同睡上铺、同为知青。读完全文，最大感受是海岛知靑比我们陆地知青要艰苦得多。上山下海，种薯捕鱼，触礁撞船，对知青来说是既新鲜又充满危险，是对体力、心力、智力的考验。还有，看了兄弟俩的照片，忽然发现，方一新读书时的两撇小胡子原来从知青时就蓄的。方一新：谢谢晓芳、柏青贤伉俪！是的，在海岛理发、剃须不便，不知不觉就留了胡子。吴存存：我们上学时可以说是相当男女授受不亲的，我上学时跟一新学长不同班，从未说过话。印象中他比较严肃（只记得跟他弟弟青稚兄倒说过话），毕业多年之后才知道他早已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语言学家。我要特别感谢仕忠同学编辑我们的高考回忆录，使大家在毕业四十年后还得以有机会对过去的同窗获得有深度的理解，弥补了过去男女隔离、茫不相知所带来的遗憾。方青稚：历史的船曾经将哥哥带往头门岛，一呆就是四年。上山下乡风潮裹挟了一代人，向农村、山区、海岛涌去。值得庆幸的是，哥哥及班上的不少同学，乘着恢复高考的东风，重新回归。人生的轨道，就这么往艰辛、苦难拐了一下，尔后便是更多的憧憬、追求、探索、体验和幸福快乐。记得那遥远的四年，除了我去过一次头门岛探亲，哥哥很少能请假回家和家人团聚。我们父母兄弟偶尔一两天在家里饭桌上吃饭，便是极其难得难忘的镜头定格。父母早早投身革命，两人均为后来的离休干部。他们的思想也是纯粹革命的，因此有捐献遗体给医学院的举动，因此也毫不犹豫地将大儿子送往海岛劳动。四年中哥哥难得回来的那一两次，留下的写照除了沉默少言，便是黝黑的皮肤，蓬乱的头发，精瘦的身躯和深邃的眼眸。周羽强：读方一新兄的回忆文章，我很有感触。大方的海岛知青经历和其他陆地知青生活有所不同。独特的海岛务农场景，鲜明的渔农性格及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构成如大海一般波澜起伏的生活浪花。这是一份极具个性特征的精彩读本，弥补了我对海岛生存环境的认知。尽管感知环境险恶，生活艰辛，心灵苦涩，但我的阅读却是一种愉悦的审美体验。我想，如果不是大手笔的文本，我怎么会如此自作多情呢？任平：一新的文章，让我知道这位台州小伙的勇敢坚忍是除聪明灵气之外的又一品质。平心而论，本科时和一新接触不多，只在打篮球时有所认识。读研后，因他研究《世说新语》，我研究二王书札，有点交集，所以共通语言多了起来。后来一起读博的王云路又是方夫人，他一家又成了我后来的邻居，常在食堂见面。一新的性格面貌依然如故，安静理性，思维清晰。家中事安排十分妥贴。其后代也读书了得，前程可观。【黄仕忠辑录】
先生自嘲是“捣乱分子”
不想与您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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